近日慈濟和北市社會住宅的議題，反射出許多人隱藏心中許久的觀感，這是一篇四年前寫的舊文，那時慈濟仍是完全無法觸碰，當時寫下此文時承受很大壓力。
批判或落井下石不是我的本意，只想用論述方式來討論社會現象，如果檢視就必須承受因果報應，那倒很想知道誰是這個最後審判者，最令人可怕的是自以為是絕對的善，那對立的者都成了十惡不之徒，長久以來信仰產生的善惡二元的對立，一直都是傷害人心最深的恐懼。
而美河市的社會住宅議題，也赤裸點出台灣長期存在的階級意識，一種窮等同惡的標籤，再一次反映出人心的自私與虛妄。
首次刊登於2011/08/11
每件事的背後，都有個人的喜惡，這感覺的由來，是被環境所賦予的？還是出自內心的感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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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強權】
讀研究所時，念的是社會發展與觀察，一天老師叫同學列出心中覺得的暴力現象，我想了一會，脫口而出：「慈濟」。
脫口的答案，瞬間引起老師與同學的譁然，正好同學中也有慈濟的幹部，當時正逢九二一地震發生後約莫半年，她疑惑的反問：「九二一慈濟為災民做了許多事，為何在你心中會和暴力有關？」
我答說，慈濟對社會付出的公益，是無庸置疑的，但社會學的觀點，就像研究湖面上的水瓢，不光只在確認石頭是否真沉入水中，漣漪本身引起的周邊效性，更該是觀察的重點，慈濟也因德高望重，組織綿密龐大，吸收了大多數的社會資源，相對讓其他社福機構的捐款枯竭。慈濟，身為一個重大資源的分配者，擁有人心對佛法虔誠的光環，以及眾志工們無私的愛，因此長久以來，人們皆不敢檢視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，也不敢對慈濟的組織或架構運作有任何的質疑，似乎只要心中有一點兒的猜忌，就會被排山倒海的輿論貼上標籤。
站在社會觀察者的角度，這不就是一種沉默暴力嗎？暴力不光是身心受到迫害，還包括不能存在的質疑，慈濟在我心中的暴力，不是他們本身所散發、或製造出來的，而是集體環境營造的氛圍，成了牢不可破的造神運動。
此圖純為情境配圖，內文與88風災的台東慈濟志工無關
曾有許多次出入慈濟的機會，也見過許許多多的慈濟人，在那一棟棟由國內頂尖建築師所建構的環境中，無論是道場、醫院、電視台，都能感受到一種潔淨、莊嚴、肅穆的面貌，卻是一種疏離的感受。而清一色身著藍袍的志工，多半抱著奉獻的精神投入，有些人卻難掩那套制服下的優越感，輕易的便對人輕口說出重話，給人一種沉重的壓力，似乎在那一刻，當驚覺自己無法奉獻什麼時，都會背負一種罪惡，當善念演變成數據時，有錢人藉著捐款尋求慰藉，窮人也因此更形弱勢。
在看見與看不見的力量中，是不能允許任何的猜忌，當善成為了一切的標繩，任何與其相牴觸的事，就會被貼標籤及污名化，成了與之對立之「惡」，這對於把社會現象當成一門科學來研究的我，就是一種暴力的現象。在我心中，世間無絕對的善惡，善心會包藏惡念，惡念也會啟發善心，很難用一種行為，去詮釋萬象事物。
類似的現象在藝文界也處處可見，無論在雲門的舞蹈、或在侯孝賢、蔡明亮等導演的作品中，我感覺到一種菁英式的語彙，或許他們替時代提出一個前瞻性的啟發，也替臺灣這土地贏得了西方的矚目與獎項，但這些語彙卻和大眾文化存在著一種漠然的距離。我曾任職8年的藝文版記者，看過不下千百場的演出，老實說，或許是我資質駑鈍，對於這些型式的作品，始終也只是一知半解；但有意思的是，卻鮮少有人提出看不懂的質疑，因為那會突顯自己的愚昧與無知。有時，我不禁會想，藝術作品的本身，是該滋潤了更多人心？還只是為了成就創作者的私心？讓政商名流、附庸風雅人士更有投射議題？抑或只是把藝術，變成高尚的階級工具？
或許有人要說，文化是多元的，精緻的文化也可以和俗民文化並存，那我不禁想再問，有哪一種民間的文化，能成為一種提升地位的符碼？所謂的文化多元，有讓資源也因而變多元嗎？企業願意掏錢贊助的、國家藝術單位願意重金補助的，始終都還是集中在聚光燈下的那些人，對我而言，這樣形成的文化瓶頸，讓新一代創作者處境更形艱困，何嘗不也是一種暴力。
曾經，我想當個攝影家，積極去記錄社會的市井小民，好好去記錄底層社會的真實生活，但我卻不知道該如何來發表這些照片？難道是為了將這些影像放進富麗堂皇的美術館中，開一個盛大的雞尾酒會，讓一些名流仕紳，穿著熨挺的西裝，和一些身著華服的名媛貴婦，拿著酒杯對著這些艱辛的人，漫天的拋擲同情，然後抹去眼角的淚光，鑽入豪華轎車中，揚長趕赴下一場聚會？
如果攝影的目的，只能改變我自己的位置，卻改變不了被攝者的現實，那麼自己充其量也只算是苦難的掮客，販賣著金權下的悲憫。在之前的文章中，我曾說過，天底下最苦的人，是沒有能力付出同情的人，付出同情的背後，不也讓我們感受所擁有的幸福，近年來我已不太拍人物，因為我似乎連自己的心，都無法捉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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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母體】
電影《駭客任務》（The Matrix）中，曾提出一個令人深思的觀念，人的肉身其實是活在一個小艙內，體內被接上一些連接器，除了維繫生命外，並被賦予一切感官，活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。而寫下這一切程式的人，被稱之為造物者，安排了所有人與人之間的一切，包含生老病死，肉身雖被囚於艙中，但腦海意識中的一切，卻是再真實不過。有時我不禁會懷疑，是不是真有這個母體的存在，什麼樣的感覺才是來自我本身，而不是被環境所賦予的？
在我學生時代，女生愛穿緊身的訂製卡其裙，然後把頭梳成高高的半屏山，男生則愛穿褲管超寬的喇叭褲，並燙小捲的鳳梨頭，當年大家對這樣造型都覺得很讚，覺得自己「趴」到不行，但二、三十年過去了，以現今標準再回頭來看這些造型，只能驚覺，並驚嘆，真是「俗」到爆炸，撇開關於這些流行趨勢，單看這些從美到俗的歷程，是出於自我美感的改變，還是一種環境所定義的感受？
在一些舊東西的身上，我們看到許多不同的價值觀，曾經的美麗曾幾何時都成了一種落伍，物件始終如一沒變，變的卻是我們的角度，看似無形的分秒，卻不時賦予事物新的定義，這些潛移默化像是集體催眠，人們在逐新意的過程，也創造出無窮的商機，讓消費行為綿延不絕。有時，我也想脫離這種催眠，讓自己不受控制，能用自己獨立的喜惡，去找出心中絕對的美學，只是這似乎不太容易，因為我是在共同環境中，被哺育成長的。
太多的符號充斥在我們周遭，這些符號也標示了我們自己的位置，有錢人喜歡打打高爾夫、品嘗紅酒、搞私人會所、收藏藝術品，開著相似品牌轎車，購買當季最新精品……這一切是否真的適合賺很多錢的人？答案未必，興趣本身應是無價，但這一切卻都能彰顯自己，像是服飾上的一個吊牌，就像中國的貴婦逛廣州精品店，逢包就搶，一問卻不知道自己買了些什麼，只見大家都在買，先搶再說。
拮据的人想效仿，就只下手能力所及之事，因此才會有那麼多人迷戀名牌包，並瘋狂的追逐符號，扭曲價值也衍生亂像，獲得的方式已不重要，能背得上身才是重點，也因此造就了一堆卡奴、傳播妹，及酒店公關。符號也成了一種迷失。
我有一個公關公司的朋友，至今仍租賃而居，屋內窄小凌亂，過著像三級貧戶的生活，卻願意一擲全部家當，購入數百萬休旅車，我問他為何要這麼做？他說只有開著和那些老闆相似的車，工作能力才會被他們青睞，這就像是一種識別證，聽來雖怪，但社會何嘗不是這樣來識別人。一般人眼中的成功與失敗，全看你露出了什麼。
相同的人會聚在一起，也會建立自己相似的符號，道上混的身上沒龍沒鳳不算上道；騎單車不像環法選手哪能唬人；幹業務的沒名牌西裝高檔套裝就太不專業；阿婆串門子時若沒穿花襯衫吹個釋迦頭（我發誓，這只是形容，絕無宗教的汙衊）不叫莊重；年輕人不寫火星文就會被歸為LKK……太多太多的社群，都會有專屬的識別符碼，身在其中就會被感染，並相信這是在正確不過的事，一旦想脫離特異獨行，只會有一個下場，就是滿身被貼滿標籤，然後被邊緣化，只因這樣才能維繫集體的意識，建立共同的價值。我特別喜歡研究汙名，因為丟出那些汙名的動機，才是最精彩的部分。
身處在一個社群中，便能全然認同該社群的美學，相對也會對另一個社群不解，像阿婆都覺得花衣服美到不行，但卻無法欣賞刺青的人，而道上兄弟的豪邁打扮，覺得那樣才夠殺，能讓人不寒而慄，社會最常見的是跨社群的爭議，像是父母罵孩子文學造詣低，只會寫簡短無邏輯的文字，卻不知那是他必須和同儕間取暖的語彙，大家爭的面紅耳赤，卻仍然毫無交集，因為根本身處的位置就不同。
權力大的社群，會想改變弱勢的社群，讓他們認同自己的符號，像老闆對員工，父母對子女，富人對窮人，雅痞對宅男，時尚對保守…………最怕的就是彼此勢均力敵，因此他們會藉對醜化汙衊對手，來鞏固本身的利益，爭執不斷至死方休，國內的藍綠政治，不就是如此。
我最感到好奇的是，人一生會經歷許多不同的社群，也會認同差異甚大的價值，每當來到一個新角色上，都能全然認同那個新的美感，而這個接受的過程，是出於自己的意志? 還是一種無法擺脫的自約? 社群是否像是一種指令，直接在腦中寫下程式? 那種完全不受環境的牽絆，只屬於個人獨特的價值，我有時懷疑，到底有沒有這個東西的存在。
反過來說，有種指摘別人，那自己又是什麼料？仔細一想，好像也是一路貨，身旁一堆物質，全是環境定義下的逸品，盲從、迷惘、無知、已不足以來形容我……但仔細一想，其中還是有些微差異的。好東西我只留在獨享時使用，出門在外用的還是愛賤民的物品，或許是年紀越大，臉皮越厚，慢慢已不太在意別人眼光，自我感覺良好，想來也不算件壞事，幸好我對從政無意。
曾經，這是我最愛做的白日夢，哪天我成為全球首富時，一定要穿短褲搭藍白拖去參加時尚Party，然後在大家啜飲高昂紅酒、開始天花亂墜的剎那，俐落的從袋中拎出一瓶紅標米酒，然後豪邁的暢飲起來，當大家已無法用錢來醜化我時，就是我賞這些符號耳光的時刻，搞不好這不是夢，如果十年後紅標米酒成了最時尚的酒品，可別叫我先知！
（攝影‧文字/陳建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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